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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文化統計中存在的制度性制約因素分析

時間:2013-05-15 16:50 作者:樊子軒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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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文化統計工作適應改革的需要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調查范圍已由對本部門文化事業單位統計轉變為對全社會文化及相關行業進行統計,統計手段也實現了由傳統的紙張傳遞向程序化操作的變革。幾十年來,江蘇省文化部門的統計人員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依據文化部制定、國家統計局批準的《全國文化文物統計報表制度》,開展文化及相關行業的統計調查,并努力加強統計基礎工作,提高統計數據質量,圓滿地完成了各項統計任務。由省文化廳編審付印的江蘇省文化(文物)統計資料,因其獨特的文化史料價值,被檔案部門定為永久保存資料。

但同時,隨著文化以及經濟等領域諸項改革的全面推進,統計工作也面臨著一些不適應,加上某些部門或地方在利益與價值權衡下對規范性制度的選擇性遵守,統計工作面臨的制度性制約因素在逐年增多,面臨著很多困難,統計數據質量也受到了一定影響。現就當前文化統計工作中遇到的制度性制約因素分析如下:

一、文化行政體制改革因素造成的“分賬取數”困難

近年來,本省省以下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門數局合并。合并后的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局或文化體育局、文化旅游局等,均只有一套財務賬。在填報文化(或文物)行政機關的人員、經費、資產等統計指標值時,只能從一套賬中不規范地人為分賬取數。

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發文將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文化藝術中心等多個不同類別的機構合并為一套班子多塊牌子,也造成分賬取數的人為因素增加。

二、跨部門管理因素造成的文化全行業統計困難

隨著文化領域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快,文化領域跨部門管理的現象明顯增多,這給文化全行業統計造成很大困難。如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淮安的周恩來紀念館等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博物館,均隸屬于其他部門。有的藝術表演場館等公共文化設施,轉企改制后也由地方政府劃轉宣傳部門或其他部門管理。由于沒有相應的行政管理權限,文化部門統計人員對其他部門管理的文化(或文物)機構的統計工作缺乏制約措施,這些單位的統計數據質量難以保證。

三、投資體制改革因素造成的文化設施統計困難

一方面,由于近些年大型文化設施基本建設普遍實行代建制,由國資或建設和財政部門指定代建單位,這些代建的文化設施建設情況,文化部門無法統計;另一方面,工程完工后,代建單位拖延拒辦產權轉移手續的現象頻現,使得新增固定資產難以建賬或無法建賬,無房屋產權的大型文化設施不斷增多。再者,因拖欠工程款,建設方的竣工財務決算滯后,新增固定資產難以如期在財務和統計報表上反映,存在跨年度或跨多年度的現象。

建筑物價值是大宗固定資產,統計指標值缺失,給文化及相關行業增加值核算和統計分析帶來不確定因素。

四、多頭管理的復合機構可能造成的重復統計

長期以來,鄉鎮綜合文化站業務指導由文化部門管理、人財物的管理由當地鄉鎮或街道部門管理。部分文化站合并為文化廣播電視服務站或文化體育服務站等。此類復合型多頭管理機構,在不同的主管單位統計時易造成重復統計。

五、會計制度被選擇性執行造成的統計錯誤

按照現行的會計制度,事業機構轉企改制后,應該執行企業財務制度。但是有的事業機構轉企改制已跨年度,仍在執行事業財務制度,使得按機構性質統計填表產生問題。

隨著政府撥款方式的轉變,政府采購公益性演出的財政撥款,按企業財務制度和統計報表制度均要求計入“政府補貼收入”。但個別劇團以政府某個財政部門默許口徑,計入財務決算和統計報表的“主營業務收入”,而非“政府補貼收入”。

諸如此類改革與管理措施不到位或不規范的現象,給統計帶來新的問題。

六、統計力量薄弱造成的統計難度巨大

全省文化部門的統計人員,克服非業內人士難以體察之艱辛,務實盡力地完成各種統計調查。部門統計轉為行業統計,調查對象翻倍增長,統計調查渠道不暢。統計職位設置不足,借用人員臨時兼職的現象有增無減,統計人員變動頻繁。受編制所限等原因,專業人才難以進入統計崗位,統計骨干力量后續乏人。

統計工作面臨的這些制度性制約因素,涉及到文化工作內外的很多方面。面對這些因素,一方面需要我們適應改革的需要,加強統計制度與調查方法的變革;加大統計執法力度,努力提高統計數據質量。另一方面,也需要相關部門和領域加大深化改革力度,標本兼治地遏制改革中的亂象,創建依法行政的良性環境,從而使依法統計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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