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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彬彬: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時間:2016-07-04 20:35 作者:搖櫓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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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彬彬: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胡彬彬 1959年生,湖南雙峰人,無黨派人士。現為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湖南省政協第十一屆常委。

  他被形象地稱為“村長教授”。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把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推向了國家文化保護戰略,同時把中國村落文化研究引入國家人文學科領域。

胡彬彬: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季羨林憩園位于臨清市康莊鎮大官莊村,附近村民在此瞻仰季老塑像

胡彬彬: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巖寨

  “鄉賢”一詞,《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貢獻力量的鄉紳或鄉賢之士,也都被稱為“鄉賢”,由此而形成了鄉賢文化。鄉賢文化是根植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曾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傳統中國是一個以農村為主體的社會,每個地方都有自己鄉賢,他們或以學問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聞名。這些最容易引起當地人們的認同感,增強了地方社會的凝聚力。他們中有的人走出家鄉,在外面發達之后,仍然與家鄉保持密切的聯系,并關注家鄉的發展,為家鄉出謀劃策。即便是沒有擔任過官職的鄉賢,他們在地方上也以其特有的身份、地位,維持鄉間社會的禮儀和秩序,教化鄉里,為一方百姓造福。
 

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的關系

  這樣一個階層,在鄉村社會實踐儒家的“進亦憂,退亦憂”的理念,傳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維系著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秩序。他們在地方上熱心公益,保家衛國,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為主的社會價值觀,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可以說,中國傳統鄉賢文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其珍貴的思想資源。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豐富的含義,但我們今天只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四個關鍵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從鄉賢文化來看,其中也包含著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相同的終極追求。

  簡而言之,“善”首先是個體最重要的道德修養。孔子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在后世被稱為“大成至圣先師”,對整個東方文化都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但是在當時,他只是春秋時魯國曲阜地方的一個鄉賢。今天我們如果以國際的視野來看,儒家之于中國,孔子則為圣賢。他的各種品質的塑造,與其自身對于“善”的培養分不開。正是在“善”的基礎上,促進了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斷完善。
 

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將“友善”置于最后,是因為它是一切價值觀的出發點和基礎。在實際的踐行過程中,則應該反過來看,即從友善出發,進而為誠信,以此為基本原則,本分行事,即為“敬業”。做到敬業,其實就是在為國家作貢獻,即是愛國。這四點,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每一個個體做好了這幾點,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也就很容易達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標,那么,國家層面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就實現了。

  可見,這二十四個字的邏輯關系非常明顯,所以我們按照“友善、誠信、敬業、愛國”的順序,來具體地探討一下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關系。

  友善
 

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友善,是指對事物或者他人的一種平和而友好的情感。友愛、互助、善良、正直、寬容、禮讓、誠信等都屬于友善的范疇,可見,“友善”與其他道德規范的內涵是有交叉的。

  傳統村落中的鄉約、族規和家訓等,都由當地的鄉賢參與制定,帶頭遵守。其內容都是規勸人們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要做到友善。具體來說,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進而推及和睦鄉鄰、規避詞訟、調解糾紛、嚴懲盜賊、保護環境等。

 

  當時的地方官員也提倡制定鄉約,促進社會和諧,并鼓勵推舉鄉賢。明代的《南贛鄉約》,就是王陽明在當地為官時撰寫的。《南贛鄉約》整體性綱領指出:“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等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它詳細規定了村民應該如何友善對待身邊的親人,并將友善的行為推及其他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人與人之間和平相處,共同為鄉間社會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如何才能彰顯這些友善行為,最重要的是要有鄉賢來領導。《南贛鄉約》的具體細則第一條就說:“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這個“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知約”和“約贊”,就是鄉賢。
 

一些鄉賢的友善行為,特別被當地人傳頌,成為他人的榜樣。鄉賢的名聲也許不出當地,但他們所倡導的與人友善的價值觀卻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發生著深遠而巨大的歷史影響,直至今日還在深深地影響著村民們的行為。

  2013年底,在陜西省銅川市的王家砭村,一輛貨車側翻之后,橘子散落一地。村民們自發前來幫助,將25余噸橘子全部轉運到另外一輛貨車上,幫助司機踏上路途。通過媒體報道,王家砭村被全國知曉,其實,王家砭村與人友善的風氣并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與村里的一些鄉賢的言傳身教有關。比如,當時帶頭撿拾橘子的是熱心于助人的老人朱北晨,他的品德在當地有口皆碑。1979年,村民的窯洞不慎坍塌,他及時施救;1995年,一輛裝滿蔬菜的小貨車翻了,他組織村民幫忙把菜裝上車……正是在朱北晨這些新鄉賢的影響下,王家砭村才會不斷地榮獲“全國文明村”、“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美德在農家示范點”等大大小小100多項殊榮。

  誠信
 

“友善”重在一個“善”字,而“誠信”則重在一個“真”字。這是傳統村落文化中教導人們為人處世的兩個基本原則,并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那么,什么是誠信?

  張載說:“誠善于心謂之信。”班固說:“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程頤說:“誠則信矣,信則誠矣。”“誠”是“信”之根,“信”是“誠”之用。

  一個人品行誠實就會講信譽,講信譽就是誠實,信就是誠,誠就是信,二者的基本內涵都是真實無欺。在古人眼里,誠信到底有多重要?《資治通鑒》中有一段話可以看出來:“夫信者,人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誠信首先是個人的一種品質修為,但最終能夠上升到治理國家的高度。千百年來,誠信的品質在鄉賢文化中代代相傳,夯實了其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通過對鄉賢文化的研究,我們發現處處都能顯示以誠信來維系人際關系的實例。

  在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凡有所成就的,大多都出身于耕讀之家。他們通過讀儒家經典,修身明志,通曉事理,并影響到家鄉其他人。比如,湘軍中的將領,基本都是起于地方,稱之為“鄉賢”毫不為過。出身于湘鄉農家的曾國藩就是典型例子,他帶領出來一大批湘軍將領,在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國藩一生行事為人,都講究一個“誠”字,他在《湘鄉昭忠祠記》自豪地說:“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州而勘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曾國藩從小就在父親執教的家塾里讀書,接受了正規的儒家倫理教育,奉理學為圭臬,以誠待人。他在募集湘軍時,提出專用鄉村樸實、誠篤的農夫,對那些油頭滑面、不誠不信者,概不收用。湘軍能在近代中國赫赫有名,與曾國藩這番用人的標準不可分離。他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他也教育幾個弟弟說:吾輩讀書,最重要的就是“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在面對出身于城市市民家庭的李鴻章時,曾國藩告誡他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唯一誠字而已。”曾國藩處處以赤誠之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熏陶后人。故而曾氏后裔,多為國家棟梁。

  在幾乎所有的鄉賢,在制定自己本家的家訓時,都將誠信視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孫后代能夠以此為行事做人的標準。直到今天,一些傳統的家族仍然認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夠開基立業,都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寶貴的品德:誠信。河南省鄧城村葉家是鄧城村的大戶人家,其家族中在當地有影響力的人物,都可以視為鄉賢。這個家族認為,誠實守信是葉家興旺幾百年的秘訣。相傳葉氏來祖葉邵逸在明末清初移居于此的時候,在鄧城集開一小茶館維持生計。一日,一個山西客商在此歇息飲茶,將里面裝有金銀、賬本文契的錢褡忘在茶館。葉邵逸發現后,忙把包裹收好,以待客商來取。客商回頭尋找時,葉邵逸將原物歸還。客商深為葉邵逸的忠厚實誠感動。隨后,客商以合伙做生意的名義,提供資金從山西運來貨物交其銷售,并資助其經營。由于葉氏忠厚誠信,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很快便成為當地大戶。

  這種類似的故事,在傳統村落中幾乎隨處可以聽到。它們大同小異,也許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但是,它所透露出來的信息足以表明,誠信依舊被今天的村民所普遍看重,所以才一再被津津樂道。這是一種樸實的品格,極其珍貴。我們提倡這種品格,是因為它是我們的立人之本,齊家之道,交友之基,為政之法,經商之魂。

  湖南城步縣長安營鄉南山腳下,有一個叫“巖寨”的侗族傳統村落,至今保持著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古風。家家戶戶的門上面,都不設鎖。戶主出門,門都是虛掩著。過路的客人口渴了餓了,都可以進屋喝水找吃。留不留茶水飲食錢,由客人自主。這種古老民風彰顯的,是村人對人的友善和誠信。

  敬業

  友善和誠信主要在于對待他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怎么對待工作的問題。梁啟超在《敬業與樂業》一文中說:“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他進而指出:“‘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對“敬業”一詞,《辭海》引用朱熹的話來注解說:“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

  對于普通人來說,努力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干好,就是在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傳統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農業和手工業。“民以食為天”,農業耕作的重要性無需強調。按照傳統的觀點,“士農工商”,手工藝人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手工藝人對于自己的職業也仍然非常重視。一方面,這是因為他們要靠這個行業吃飯;另一方面,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們也把自己的手藝看得非常神圣。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出現了行業神崇拜。

  行業神的原型出現的時間都很早,大多是在某一個領域卓有成就的人物,有些則是該行業中的祖師爺。按照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些人在當地都是有極高的影響力的手藝人,推動了該行業的發展,其實也可以視為鄉賢之一。此后,傳承這些手藝的師傅,盡管沒有擺上神壇,但他們依靠自己的能力,將手藝代代相傳,對于當地的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貢獻,也應該作為鄉賢來看待。拋開敬神的神秘色彩來看,對于行業神的崇拜其實就是對于自己職業的崇拜。行業神只是將自己的職業人格化了。

  木工行業以魯班為神。歷史上,魯班在生產實踐中得到啟發,經過反復研究、試驗,發明了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是木工藝人立足本職、鉆研創新的典范。木匠學徒出師時,都要在師傅的指導下祭告魯班祖師。盡管木工都需要以自己的手藝為生,但他們的最高目標在于服務社會,做一個好木匠。不僅僅是木工,其他的行業也都有類似的出師儀式。這種出師儀式,實際上是師父向已經完成學業的弟子舉行的執業授權儀式。只不過是借助于神的權威和神的監督,來使弟子明白自己這一行應具有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并以此作為自己終身的行為約束力量。敬業樂業的工匠,往往能贏得社會的尊敬,獲得好的名聲,成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物,甚至是那個時代的標桿。

  這些傳統的手工技藝人認為,辛勤付出、遵循行規和盡職盡責,方能夠得神靈的護佑。誠然,行業神崇拜的禮儀多帶有功利性,但正是這種現實的需求,讓一代代工匠們有了行業遵循的承襲模式,從而較完整地保存了行業的內在精神,使得每一個從業者對于自己的職業有了一種自覺的操守。

  “敬業”一詞的意思并沒有那么復雜,其精神實質其實就是“好好做事”。“把事情做好”首先必須有“好好做事”的態度。

  愛國

  按傳統的儒學歸納,中國傳統村落可以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礎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理想的層層遞進,反映了家、宗族與國之間的同質聯系。這種精神的傳承,自然就離不開鄉賢的努力。

  鄉賢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數的鄉賢一輩子都在某個區域的鄉村生活,對于當地的貢獻功不可沒。鄉賢的愛國,實際上都始于愛家鄉。張之洞曾引用《尚書》說:“愛其土物,乃能愛其鄉土,愛其本國,如此則為存心良善,方能聽受祖考之訓。是知必愛國、敬祖,其心乃為善;若反是,則為不善也。”清末,許多鄉賢參與到地方志的編撰當中來,無一不以這種“家國同構”的觀念教育鄉人。《南金鄉土志》詳細地論述了“愛國始于愛鄉,愛鄉始于愛家,愛家始于愛身”這樣一層邏輯關系:

  “中華自立國以來,除殘虐時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愛其國者。惟立愛自親始。愛家必先愛身,愛國必先愛鄉。眷懷桑梓,萬眾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猶可想見。所惜者,世風變遷,人不古若。今或有于鄉之所可愛。與鄉之所當愛,以及鄉之所同愛。鄉之所獨愛者,習焉而不見,惜然而不知。以故瞻顧流連,保持護惜之天真,遂淚沒焉而不復發露。有如華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傳及昏愚之子孫,往往淡而視之而不縈心。又如祖創父守,其業至難成矣。傳及昏愚之子孫,往往浪以擲之而不介意。不知愛家,何由愛鄉?不知愛鄉,何由愛國?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

  加強鄉人對于本鄉本土各種風土人情、文化歷史、地理物產等內容的熟悉,可使鄉人發自內心地熱愛自己的家鄉,進而達到愛國的最終目的。這一時期的幾乎所有鄉土類型的志書,其編撰的宗旨都在于此。貴州《安南縣鄉土志三編》說:“國家為鄉土之集體,鄉土猶國家之細胞,欲引起兒童愛國心,必自鄉土志始。”四川《蒲江縣鄉土志》說:“國,積鄉土而成,愛鄉土即愛國之嚆矢。”河北《贊皇縣鄉土志》:“中國維新,振興學校。宗旨教人,愛國為要。愛國之道,始自一鄉。”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種觀念不是某個地方的特例,而是遍及全國。

  可以說,在中國的傳統鄉賢文化中,“愛國”是其最終的落腳點。敬祖先,重鄉土,愛桑梓,培育鄉土觀念,成為族人、鄉人、國人增強凝聚力的一種方式。因此,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走出的不僅僅是一代代、一個個的舉人、秀才,更是無數的將相棟梁,他們被鄉賢文化所熏陶、所滋養而成長起來,由村落之所最終走向國家之殿,并最終以其豐功偉績而受到萬世敬仰。

  當代大學者季羨林先生,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對于康莊鎮來說,季老無疑是當地最有名的鄉賢。盡管他在故鄉僅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始終眷戀著故土。1994年,季老獲得了北京大學特別貢獻獎,在獎金沒有領到手,數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況下,季老捐給官莊村一萬元人民幣,用來發展教育事業。他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家鄉修路積極籌款。他在國內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幾十年,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鄉的普通小村。愛家鄉的人才會愛國家,季老以愛家鄉為基礎,進而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研究傾注了濃濃深情。季老既沒有家學淵源,也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從一個普通農家子弟走上了學術巔峰,與他的家國情懷不無關系。

  盡管不是所有的傳統村落中,都走出了類似于季老這樣影響中國社會的重要人物,但是,那些村落里的普普通通的鄉賢,通過自己言行的感召,同樣為當地社會貢獻了力量。他們默默地服務社會,造福家鄉或者家人,間接也就在為國家作貢獻。

  新鄉賢文化的重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

  隨著近些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遺棄空置。同時,如同清末民國時期,鄉村文化精英出于經濟等利益的考慮紛紛走出農村,定居城市。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也很少再返回家鄉。

  近些年來,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積極倡導鄉賢文化。《光明日報》去年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在全國各地發掘“新鄉賢”和“鄉賢文化”與新鄉村建設的新聞故事、新聞人物和新鮮經驗,給了我們重要啟示。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更加寬泛了,包括鄉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等。他們視野開闊,資源廣泛,對于哺育自己的家鄉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從鄉村走出,經過了社會的磨礪,成為精英。如今返回故鄉,或以自己畢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獻家鄉建設,反哺故園。鄉賢文化對于新農村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當前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掘與實踐表明,鄉賢文化是可資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源。當代鄉賢在農村基層建設,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等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我們需要重建鄉賢文化,在當今農村社會中呼喚新鄉賢。新鄉賢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有著重要的意義。

  被稱為“小草皇后”的長沙當代新鄉賢梁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99年,她辭掉在北京的高薪職位,回到家鄉創業,當起了一名在田里種草的農民。創業之初,她經常自己卷起褲管下地干活。十多年來,梁偉一直有一個“添綠自然、產業報國”的夢想。2010年,梁偉根據“萬企聯村、共同發展”的總體戰略部署,對長沙市蓮花鎮立馬村的8000畝土地實行整村流轉,發起成立農業合作社,農民不僅可以獲得租金收入、工資收入,還可以獲得優先股股金分紅收入。不僅如此,梁偉還帶領公司對貧困戶家庭進行支援幫助,收購困難戶家中農產品,解決殘疾人員工作問題。現在,梁偉的天泉草業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無土草毯生產、屋頂綠化和生態護坡的綜合行環保企業。天泉生態草業園也成了省“同心工程”重點示范項目。

  梁偉不以自己的成功為終點,同時也幫助鄉里其他人致富,關愛并資助困難群體,這就是“友善”;能將產業做強做大,這就是因為梁偉身上具有“真誠”的品質和“敬業”的精神,因此而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分擔國家的環境之憂并踐行“添綠自然、產業報國”的創業理念,就是“愛國”。可見,在新鄉賢梁偉的身上,完全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

  在城鎮化的浪潮中,農村優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動,正所謂“秀才都擠進城里”,有人不禁叩問“鄉賢何在”?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

  “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一方鄉賢,在一方鄉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謂不大,由一鄉及一縣,由一縣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國,所謂聚溪成流,其影響不可忽略低估。今天我們提倡“新鄉賢”文化,既是在延續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也是在新時代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他們的嘉言懿行能夠像古代的鄉賢一樣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并進一步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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